琼的拼音(qiong咋读)

日常语言影响着个人的思维方式，方言维系着民族的历史记忆，政治语言决定着国家的现实意识。后浪出版公司最新出版的《南调北调: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》一书，通过打破个体思维模式，追寻民族失落的历史，探索家国意识的逻辑，挑战读者的智力边界。郑子宁用通俗易懂的方式，把门槛极高、难度极大的方言学、历史语言学这些一向被认为“独树一帜”的学科，变成了近50个精彩的故事。他整合了汉语普通话、拼音、方言、古汉语、姓名、称谓、外语习得等几乎所有语言文化的核心问题。，并以内在统一的连贯逻辑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。

不知道有多少人做过这样的梦，很多以此为题材的网络小说经久不衰。

但是，适应真实穿越需要极高的技术含量。即使你忽略了阿玛皇帝戴的手表、汉朝的椅子、唐朝的西红柿等细节，其实更大的问题还是语言——你听不懂对方的口音。

残酷的事实是:以公主身份穿越到大清时，我几乎无法释梦；回到元明时代，古人多半会觉得你的口音怪怪的，但你大致能听得懂；过了唐朝就惨了——运气好的会被当作东国来客，被红红庙接收后送去学中文。运气不好的可能会被当成外国间谍。

有人会想，难道不能用文言文解决吗？

是个方案，但操作起来很难——正宗的文言文远不是受过普通文言文教育的中国人写出来的，古人通常不会用文言文说话。即使你已经把文言文的语法和词汇学得炉火纯青，在写作上也只能和少部分人对话，这和外国游客没什么区别。

更何况粤语是古汉语的活化石，是现代最接近古汉语的方言。所以只要用粤语，就可以畅通无阻的和古人对话。

那么，古人的发音是怎样的呢？如何确定单词的古读音？说粤语真的能和古人“无缝对接”吗？

解释这些问题，要从汉语的独特性说起。与拼音文字不同，汉字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发音——也就是说，发音的变化并不反映在文字中。这个特点不仅让普通人缺乏音变意识，出行更加困难，也给研究历史音变的专家增添了麻烦。古人没有留下任何音频和视频，现代的发音被汉语发音复杂的历史变迁所干扰。语言学家怎么知道现代的哪些词和古代的发音一样，哪些不一样？

第一，靠韵书。一本书的韵大致相当于一本古代词典，自然要标注读音。汉语韵书一般采用反切法:一个字的声母和韵母分开，分别用其他字标注。如《重建大宋广韵》中的“东”注为“德洪切”——采用“德”的声母，“洪”的韵母和声调。当然，要想理解反切法，首先要知道所用单词的读音，这一点在现在理解起来还远远不够清晰。不过，反切注音的排列虽然不能直接建立读音，但可以画出当时语音系统的框架。

第二，靠汉字本身。汉字不是完全独立于语音的。通过大量形声字与古今字的对比，可以得到一些线索。比如“鲁”的音是“格”，普通话里这两个字的发音是完全不受束缚的。但古人用“路”的音作为各路的音，说明古时候两个字的读音一定是接近的。

第三，诗词押韵。海、景、毛、齐、里、支，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关系，几乎没有一种汉语方言能让它们的读音完全押韵。然而在曹操的《观沧海》诗中，这六个字押韵。整理诗歌的押韵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。

第四，外语和现代方言。外文主要是指大量翻译成中文的语言，如佛教中的梵语、巴利语等。众所周知的hag/药叉来自梵文yaksa，意思是当年hag/药的发音大概接近于ya或yak，与现代汉语的发音不同。

最后，有些散见于文献，没有系统描述。如在《吕氏春秋》中，董国亚观察到的口型是“哞而不哞”(开而不闭)，成功判断出“说的是‘莒’”，从而揭示了和管仲攻莒的情节。相反，今天的普通话“居”的口型很小。可见，古籍中类似的描述是可以帮助人们推断古音的。

通过以上方法的综合分析，可以追溯到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。

比如“Ta”在巴利语中来自thupa，在广韵中是“吐切”的意思。一般认为属于押韵，但现代方言粤语中读作taap，韩国语汉字中读作(tap)。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认为，Ta的所有韵字及其同音字(如和、比)

目前，学术界普遍以《切韵》、《广韵》等书中记载的语音作为中古汉语的基准，还原的可靠性相当高。

相比之下，粤语是否符合汉字的古音？广东人能顺利穿越到唐朝，交流没有障碍？不幸的是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，其中没有丝毫可信度。

和现代一样，古代也有不同地区之间的语音差异。到了唐代，广东在中原人眼中还是一个“蛮荒”地区。韩愈被贬潮州时，绝望之极，写下了“明知远道而来应是有意，好让你把我的尸骨收于河中”的诗句。和其他地区有显著区别，尤其是“高大上”的中原口音。

禅宗六祖慧能，生于新洲(今广东新兴)。第一次见五祖时，弘道:“你是岭南人，是个和尚。如果你是佛呢？”后来慧能道别隐忍时也声称:“慧能出身边缘，发音不正。他是老师教的，现在开悟了。他只能自觉。”其实慧能的籍贯是河北范阳，他家在岭南只生活了一两代，但他的发音并不正确，这说明至少唐朝的中原人并不认为岭南人和自己说话是一样的。

那时候真正清高的声音，永远是中原尤其是洛阳士人的口音。

东晋永嘉南渡后，士大夫读的口音叫罗晟雍，甚为推崇。颜《家训》中谈及读音，他说:“只有金陵和的耳朵能测得。”到了唐代，洛阳文人的语音仍然占据着很高的地位。北宋时，寇准和丁伟宋曾经谈过读音，谈过世界上哪里的读音是正确的。寇准说“天下唯西洛人是上”，而丁伟宋朝说“不然四面八方都是方言，只有学者才是正确的”。南宋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仍有“中原唯洛阳，其音最正”之说。

但是，即使粤语不是唐朝的官话，但和北方官话相比，还是保留了很多中原的老音。中唐以后，北方陷入长期战乱，汉语言由中古汉语向近古汉语转变。在唐懿宗，胡曾写过一首诗《戏妻家语不正》，其内容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语音变化。此时处于一隅的岭南，很少受到北方音变的影响。

南宋朱的《斋藤优子》有如下评语:“四方之声皆错，广中百姓之声犹好。他还在丐帮中间，是从罗钟岭过来的，但是太往南了，所以有点热。如果闽浙都在东南角，闽浙之音尤其不健康。”可见当时的学者认为广中人继承了中原洛阳的发音，所以“好”。

宋元明清时期，北方的语音变化越来越厉害。相对而言，岭南地区更加稳定，语言的保守性更加突出。经济发展让曾经的“蛮荒之地”巍然屹立，尤其是广州的发展水平逐渐超越中原，岭南人的文化自信也逐渐提升，认为自己是古代中原的接班人。

广州人陈力在《广州音韵》中明确指出“广州话与隋唐韵脚谐音，大约有几个韵尾是别人望尘莫及的”，并举例论证:广州话可分阴阳，有a -m尾，“交公”“琼琼”读音不同(但广州的“九”和“狗”是一样的。

由此，他提出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论断:“广中人之所以声音好，是因为中原人迁徙到广中已经一千多年了。今广音为隋唐中原之声，故与隋唐韵书关系密切。”陈被认为是唐朝使用粤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源头。

相对于粤语对中原语音的继承，北方汉语被认为是因为胡华而失去了自己的传统。

大多数人不知道真正的胡华语是什么样子的。金元时期流行一种奇怪的中朝语言。其语序与蒙古语相似，语法也受阿尔泰语系的影响。它明显不同于中文，比如复数加“没”。

元杂剧碑文中“成仙气象，大福护李圣旨”，在现代看来有些别扭，是汉语言的特色，但在明代以后逐渐消亡。其实音变是常态。虽然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，北方方言可能会比一些南方方言变得更快，但很难把这些变化都归因于胡话的影响。例如，中原地区入声的弱化最晚始于北宋，远在“晋话”之前。

所以，要想无缝穿越回唐朝，说一口流利的粤语大概是没用的。文/郑子宁